印尼 2.4 亿人口,多数集中于雅加达、万隆等几个大中型城市。
比如雅加达就有 2300 万,其中外来人口占到 1000 多万。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多是“雅漂”(和北漂差不多,收入则低不少),也就是本地人所谓的“first jobber”。同时,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向印尼做产业转移。数据:被调查的外资企业中,有 219 家认为印尼最具有投资潜力,占企业总数的 44.9%。
印尼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也会大力发展制造业。举例说:富士康在 2014年2月和雅加达市政府签订了投资意向书。而当时管理雅加达的最高官员,是最近刚当选的总理佐科威。这位新总理在梭罗和雅加达任职之时,都以大力发展经济著称。
在当选之后,会遵循他在地方任职时的施政方针,利用人口红利(印尼人口结构很年轻)大量引入制造业激活本地经济。如此将大量催生本地所谓的“first jobber”,放在中文语境中就是屌丝,也就是我们的目标用户人群。
粗略描绘一下他们的肖像:年龄 18-35 岁,受教育程度高,愿意接受新事物,有很大的概率住在宿舍里,拥有自己的 PC+ 手机 + 宽带或 3G/4G,也很有可能经常去网吧。
市场分析–“屌丝”阶层娱乐的缺失
第一,高价高价,没法娱乐
印尼城市的特性是高物价低收入。有娱乐设施,但这些娱乐设施门槛较高。举个例子,去唱一场 KTV,平均消费在每人 1000 元人民币。比如说,在商场喝一杯咖啡,平均消费在 40 元。酒吧玩一晚上,200-300 元人民币。考虑到人均收入水平,这些娱乐设施是对“first jobber”们设立了门槛的。本地的电视节目当然很多,但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和邻国泰国、马来相距甚远,以至于韩流韩剧大行其道。比较而言,印尼本地的娱乐内容较少,未能满足本地需求。
第二,堵车堵车,没法娱乐
本地的交通状况,导致本地人无法触及娱乐。印尼的交通拥堵,是北京的 10 倍。印尼城市没有地铁和轻轨,所以下午五点下班打的回家八九点才能到。印尼本地谚语“一天不能做两件事”,就是指因为交通拥堵一天没办法去两个地方。在北京,如果有一个沙龙,或者话剧,我们总是可以坐地铁前往。在雅加达则不可能。换句话说,空间阻隔了娱乐设施。
我们的目标,为印尼青年人填补娱乐缺失的空白,并引导出一种比现有娱乐更个性、更丰富、更高大上的娱乐新方式。所以你看,富士康和互联网业务有关系。
说回来,从富士康撤销在印尼的投资计划,看东盟、印巴取代中国,成为新世界工厂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事实:
事实上,富士康欲将工厂迁往海外,早在数年前就开始布局。但至今仍未建成一座上规模的工厂。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下面最后的 3 个段落,分别介绍富士康在印尼、印度、越南 3 个国家,的投资意图,以及踉踉跄跄的失败经过。富士康此前多次高调表示计划在海外投资建厂,国外政府也欣然配合,但最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惹怒了国外地方政府。世界低端制造业的中心由大陆转移至东南亚、南美等人力资源更便宜的地区,理论上来说是大趋势。但这个转移目前还在慢车道上行进,甚至说是在一个死胡同。转述叶海林先生讲话,就是,印度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定然事件。相应的,印尼(尤其是制造业)的崛起,也并不定然,虽然概率比印度大。
故而,过去 5年的现实本身就已经给出了一个回答:东盟、印巴取代中国,成为新世界工厂的可能性非常低。
然后,让我们总结下,一个地区成为世界工厂所需的基本要素:
1. 有人干活
需要招足够多能操作机器的劳动力,不能是文盲,起码可以读懂和理解工作手册。不能是印度政府那种定义,“可以写自己的名字就不算文盲”。一般来说,最好是初中毕业,受过 9年制义务教育。最好像富士康一样有政府保障找到几十万劳力。这一条在中国似乎是很容易,因为中国相比较而言,更重视基础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所以,从 1976年开始,每年大约有有接近 3000 万初中 + 技校毕业生,源源不断。印度人口和中国差不多,每年的初中毕业生数量则不到中国的一半,且教学质量较差。印尼的话,人口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初中毕业生是中国的十分之一(WENR 数据),按比例也是差一半。这里面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印度的语言多达 200 种,而在基础教育之中并不是全部使用英语授课。一个中国初中毕业生,我们可以确保他一定能看懂中文的操作手册,可是一个印度的初中毕业生,无法确保他能看懂英语操作手册。印尼在这方面好一点,授课大约 3 种语言而已。从这方面讲,印尼只要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2. 有路运货
凡是待在印尼的人,都对这里的交通有基本的认知吧?不用我多说。便捷的交通才能保障原材料运进来,制成品运出去。有没有路,是制造业老板们决定是否投资的重要基础事项。举个例子,我有一位亲戚的工厂搬到了湘西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城,因为投资比较大(在沿海就不算大)是市委(还是县委)安排专门修了一条路到工厂门口。规模如富士康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我们来对比下印尼和中国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2015年印尼基础建设总投资折合 700 亿人民币(感谢老杜提供数据,来源:投资统筹机构主任 Franky Sibarani),这大约是中国基础建设投资数额的百分之一。然后,这 700 亿里面包括了印尼交通、市政、能源等所有基础建设投资,估计其中交通大约占 200 亿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面积和人口都很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5年的交通基建投资。所以。。。企业老总会怎么决策?
3. 有一片地
无数印尼本地的项目,都卡在征地环节。这就得说说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体制问题”了。中国土地是属于国有,印尼土地是属于私有。按理说,我有永久属于自己的一片地,上盖几个小瓦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存疑),安全感十足,这是很好的。问题是:当我们要修一条铁路,或一个港口或一个机场,我们需要找到这片土地的所有人,来进行谈判协商。这片土地属于国家,那就比较方便。只属于几个人的时候,也勉强可以进行谈判。如果这片土地属于,千万个人,那么根据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理论,会因为谈判对象数目过大,而无法进行交易。所以,土地个人所有制,尤其在亟待发展的国家中,会拖慢发展速度,使整体受损,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最终导致个体也受损。当然中国征地中的简单粗暴、分配不公等等,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越南现在总体发展状况良好,也是托了,土地国有制的福。总而言之,对于印尼印度来说,几乎是死结。
4. 保持供电
印尼的电力供应比印度要好,这是我的直观感受,具体数据有心人可以查一查。
5. 维修机器
一个工厂的机器可以从国外运过来,但维修工不能总是说从国外找。本地需要有人有能力维修机器,最好有大量的技术学校毕业的维修工人。数据我就不列了,从直观感受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印尼如果你的热水器坏了或空调坏了,他们要来多少人修几遍才能修好?我的经验是 3 遍,前前后后大概要来六七个人。而且越修越坏的情形,屡见不鲜。数据我原来有,不过现在找出来太麻烦,还是主观武断的说一说吧。哈哈。
6. 离市场近
印尼作为电子消费市场确实是很不错的,印尼是世界最大的黑莓手机消费国,所以,富士康最开始的计划也是在印尼生产,黑莓手机。而且据我观察印尼人的消费习惯非常潇洒,分期付款卯吃寅粮的事情很多。消费习惯是比国内强的,可以更加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条要承认。
7. 配套厂
在现代工业体系中,如果没有其他配套厂家,将导致成本大幅提高,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有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像无人飞行器,这种公司几乎注定了亚洲范围内只能在类似珠三角和长三角这样的工业密集区产生,我这里引用大疆创始人的话来说。二零一四年春,香港特首梁振英去深圳见汪滔。特首问了他「假如深圳现有的条件,香港都具备,大疆公司会不会迁往香港?」汪滔回答了:「特首啊,我是回不去的。」他对特首说,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分工在深圳,最优秀的工程师在深圳,他说:「我只设计,我不生产。我一个螺丝钉都是外包的,那么这一个分工产业链对我来说,什么含义?就是我在网上发标,有很多公司来应标,应标之后,价格一定比我的标书便宜,质量比我的标书高。」现在产业都是集群产业,专注自己的同时又自然地互相扶持,优秀公司必然是由于有优秀的供应链。
说了这么多,现在把结论直接下在这里:目前不存在可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任何地区。在未来的话,可以关注 3 个关键点的发展。
第一,一带一路以及其他各国政府的基础建设项目,对新兴国家基础建设的推动。
第二,无人生产、3d 打印、工业 4.0,等技术。如果发展好了,世界工厂重新移回美国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信息交换无限畅通,这将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发生变革,这么说吧,当这种变革,足够深刻时,整个政治、文化、军事等上层建筑都将发生变革。那时候,国家、政府、政党这些实体还会不会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如何组织?如何变革?如何发挥作用?当这些基础要素都发生变革的时候,整个世界将和今天初级的工业社会完全不同,人类之间的关系、伦理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德元帅曾经在他的文章《怀念我的母亲》,心平气和的提到他的母亲生了 9 个孩子,因为养不活,溺死了 3 个。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亲手杀死自己已经出生的孩子吗?你也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孩子生病不去医院。农业社会有了疑难杂症基本只能等死,工业社会有疑难杂症的孩子动辄可以吸引到数十万百万的慈善捐款。你看,人类关系伦理和社会结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大不相同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是文明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同样会为人类带来另外一次不可思议的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