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克鲁格曼注意到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的一篇文章，关于货币政策对银行收益的影响：

小额零售存款的禀赋效应来源于银行存款通常都较市场利率有所折价（markdown ），这背后其实反映了某种形式的寡头力量以及交易服务，如果说这种折价在利率下降时有所收窄，那么随着货币政策收紧，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就会增加。这种禀赋效应是高通胀以及银行部门内部或内外部竞争不充分时，银行收入的一大来源，例如上世纪70年代。

现如今这种情况再次凸显，只不过方向正好相反，在金融危机之后，利率降到极低的水平，而存款利率没法降到零以下，或者说至少无法大幅低于零，这种折价就被压缩在很小的范围内。

嗯，稍微翻译一下就是说：

BIS提到的是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上浮利率之间的利差，这完全取决于银行寡头的自律性，这种自律决定了小额零售存款的禀赋效应，进而决定了整体资本市场的资本禀赋效应。

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

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观，谁能搞懂就赚钱，不明白的就付钱。

抽租（rent-extraction ）是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但是不能做的太过分，否则就会自断生路。作为一条规则，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寡头必须遵循自律的原因。

如果太放任自由，行为风险就会毁了所有抽租受益人的狂欢。该报提到金融危机以来的例子：

2008年，这场狂欢被粗暴地打断。

银行体明白自己已经别无选择，除了减少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利率还被允许降到零，一些银行成为了牺牲品（贝尔斯登、雷曼），这么做是为了给实体经济返还足够的资本权益。

但结果呢，这以一种系统性的破坏方式引发了整个体系的恐慌，因为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不会沦为下砧板上的下一块鱼肉。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倒霉的并不是银行家，而是实体经济。直到今天，实体经济刚刚摆脱大而不倒的银行部门的负担，开始了复苏进程。而银行家们开始要求什么呢？他们希望把租金要回来。

为什么？

因为流动性匮乏。实际上，央行流动性所做的事情是挤出安全资产或者迫使资本进入更有风险的市场，直到危机以自然的风险或者负利率的方式暴露。

总结下来，经济需要的是更少的银行家，而不是数量庞大的机构银行家的替代品，无论他们以何种面目出现。